技术与创新——“第19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综述

2015-10-21

2015年7月3日至5日，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SPT）在中国沈阳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第19届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共同承办，会议主题是“技术与创新”。国际技术哲学协会主席Peter Paul Verbek教授，下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主席Shannon Vallor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东北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凡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150余位技术哲学专家学者与会。东北大学副校长王福利教授、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姜晓秋教授、辽宁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翟文豹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希望此次大会能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思想交融与碰撞的盛宴，为东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国内外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自1976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欧美大陆间进行学术交流，本次会议是国际技术哲学学会首次在亚洲、首次在中国举办，与往届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参会人员的规模和研究问题所涵盖的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各届会议。会议包括“技术哲学的新问题与方法”、“负责任创新”、“技术、创新、伦理、政治与政策”等十八个分主题，共征集到学术论文200余篇，内容广泛涉及技术与伦理、环境、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哲学热门话题。另外，本次会议还设有“当代中国技术哲学”等特殊议题。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技术哲学的演进与发展，也加强了中国技术哲学与欧美技术哲学的交流。

会议议程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分会场发言和特殊议题发言三个环节。

一、大会主题发言

在会议的主题发言环节中，来自美国、荷兰、中国的四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

现任国际技术哲学协会主席，荷兰特温特大学的Peter Paul Verbeek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技术出发的哲学思考：基于认识论、伦理和形而上学的角度思考》。Peter Paul Verbeek教授认为技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这“两种文化”长期的对立后，现在技术已经可以归为一种成熟的人文社会学的研究。相较于哲学与伦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技术领域的传统办法, Peter-Paul Verbeek教授认为现实的技术领域的发展变迁更应成为哲学分析的起点，技术实际上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哲学本身。技术的道路是在人类与现实中间走出的，技术的本质在于在这之间进行调解。技术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调解者的角色，是因为技术规范了人类的行动，影响了人类的行动，塑造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技术社会化与技术创新中国化》。陈凡教授首先简介了“技术社会化：关于技术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接着，陈教授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社会化：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与调适”与“技术创新中国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的道路”两方面内容；陈教授认为技术社会化是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整合与公众心理的社会调适，使技术被社会所接受，被公众所认同，成为社会相容技术的过程。技术创新的中国化就是一定要以中国的技术实践为基础，寻找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技术创新的结合点，并对中国技术实践的事实和经验加以研究或分析。最后，陈凡教授阐述了技术创新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学习借鉴国外的技术创新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技术创新问题；分析研究中国的技术创新现状，产生创造中国技术创新理论；运用发展中国的技术创新理论，分析研究国内外的技术创新问题。

下一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的主席，来自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Shannon Vallor教授报告主题是《培养技术道德主体意识——21世纪道德领域的挑战与机遇》。她认为工程技术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实践与习惯，更是通过这些影响而愈加扩展了我们的道德范畴。而技术道德主体就是不断在新涌现的技术中洞悉自己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人。Shannon Vallor教授提出12点“技术主体美德”，并指出培育主体技术道德意识事关新世纪人类整体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2015年7月3日至5日，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SPT）在中国沈阳东北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第19届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东北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共同承办，会议主题是“技术与创新”。国际技术哲学协会主席Peter Paul Verbek教授，下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主席Shannon Vallor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东北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凡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150余位技术哲学专家学者与会。东北大学副校长王福利教授、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姜晓秋教授、辽宁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翟文豹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希望此次大会能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合作的平台，思想交融与碰撞的盛宴，为东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国内外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自1976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欧美大陆间进行学术交流，本次会议是国际技术哲学学会首次在亚洲、首次在中国举办，与往届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参会人员的规模和研究问题所涵盖的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各届会议。会议包括“技术哲学的新问题与方法”、“负责任创新”、“技术、创新、伦理、政治与政策”等十八个分主题，共征集到学术论文200余篇，内容广泛涉及技术与伦理、环境、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哲学热门话题。另外，本次会议还设有“当代中国技术哲学”等特殊议题。不仅体现了中国当代技术哲学的演进与发展，也加强了中国技术哲学与欧美技术哲学的交流。

会议议程分为大会主题发言、分会场发言和特殊议题发言三个环节。

一、大会主题发言

在会议的主题发言环节中，来自美国、荷兰、中国的四位学者作了大会报告。

现任国际技术哲学协会主席，荷兰特温特大学的Peter Paul Verbeek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从技术出发的哲学思考：基于认识论、伦理和形而上学的角度思考》。Peter Paul Verbeek教授认为技术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这“两种文化”长期的对立后，现在技术已经可以归为一种成熟的人文社会学的研究。相较于哲学与伦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技术领域的传统办法, Peter-Paul Verbeek教授认为现实的技术领域的发展变迁更应成为哲学分析的起点，技术实际上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哲学本身。技术的道路是在人类与现实中间走出的，技术的本质在于在这之间进行调解。技术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调解者的角色，是因为技术规范了人类的行动，影响了人类的行动，塑造了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技术社会化与技术创新中国化》。陈凡教授首先简介了“技术社会化：关于技术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接着，陈教授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社会化：技术创新的社会整合与调适”与“技术创新中国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的道路”两方面内容；陈教授认为技术社会化是通过对技术的社会整合与公众心理的社会调适，使技术被社会所接受，被公众所认同，成为社会相容技术的过程。技术创新的中国化就是一定要以中国的技术实践为基础，寻找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技术创新的结合点，并对中国技术实践的事实和经验加以研究或分析。最后，陈凡教授阐述了技术创新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学习借鉴国外的技术创新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的技术创新问题；分析研究中国的技术创新现状，产生创造中国技术创新理论；运用发展中国的技术创新理论，分析研究国内外的技术创新问题。

下一届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的主席，来自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Shannon Vallor教授报告主题是《培养技术道德主体意识——21世纪道德领域的挑战与机遇》。她认为工程技术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实践与习惯，更是通过这些影响而愈加扩展了我们的道德范畴。而技术道德主体就是不断在新涌现的技术中洞悉自己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人。Shannon Vallor教授提出12点“技术主体美德”，并指出培育主体技术道德意识事关新世纪人类整体事业的延续与发展。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尚智丛教授报告主题是《公共决策的科学技术知识民主》，尚教授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生活影响的日益增强，公共决策越来越多地借助科学技术专门知识。决策中的专门知识民主问题由此产生，主要表现为：参与决策的多元主体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知识需求，表达知识主张，再经过磋商，达成一致。经过这一过程，作为决策中事实判断基础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经过筛选并为多元参与主体共同认可的知识。这类科学技术知识具备科学合理属性、经济共享属性和政治合法属性。一国或一定地区的公共决策中的知识民主，不但要依靠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和程序来实现，同时，还受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诸如关于客观性的判断标准、证据的使用方式等等。

二、分会场发言涵盖了十八个分主题。

1.科学、技术、工程与创新

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要体现之一，日本东北大学的Kiyotaka，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的Glen Miller 以及波特兰州立大学的Terry Bristol就工程活动中的认识论创新、教育创新以及方法论创新问题进行了讨论。Kiyotaka认为以工程活动中的隐性知识为基础的集体经验在人工物设计中的工程决策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与负责任工程具有重要关系。Glen Miller 研究了工程伦理课程的改革，认为“面对面”式的在线课程学习等,使其更具有互动性和多元性。Terry Bristol讨论了工程方法与设计的价值框架，认为工程实践的价值需要得到正视，不能仅仅把工程当做科学的应用，指出工程设计不能独立于工程价值，工程的价值框架的提出能够帮助工程师提出可行的路径。

2.创新哲学与创新方法论

对技术规律的认识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武汉科技大学的罗天强教授认为技术规律是技术背后起作用的力量，生成、认识和掌握技术规律能够更好地运用于技术，推动技术更快更好地发展。

沈阳师范大学的唐丽教授，东北大学的郑文范教授讨论了新时代下创新方法论的发展方向。唐丽在比较熊彼特和拉图尔的协同创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成功的创新从宏观方面来看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全面协同与合作，从微观方面来看需要各方行动者协调利益和力量形成相互协作和指向共识。郑文范认为，创客创新提供了创新驱动的新模式，创客首先从技术创新入手，然后向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方向扩散。创客创新模式有助于解决创新成果来源问题、创新成果转化问题、创新动力问题。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Jan Peter，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Rafael Marques教授等国外学者围绕技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探讨了技术创新的新可能。Jan Peter从列维纳斯和杜威的思想出发，给出了当代技术政治的构想，得出了“永远的质疑”这样的结论。Rafael Marques教授认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创新理论提供了创新过程的社会嵌入性视角,阐发了个人的发明机制与社会的复制、模仿、选择趋向之间的关系。

3.创新现象学

上海大学的周丽昀教授，东北大学的张秋成副教授以及日本上智大学的Tashihiro Suzuki以现象学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技术现象问题。张秋成解读了维贝克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技术哲学研究方法的观点。Tashihiro Suzuki以山形“佛坛”制造工匠们的研究为案例，指出有经验的工匠拥有不同的产品视角，在现代技术发展下，日本传统工业中的技术工人的实践经验在现代工业中依然具有重要作用。周丽昀讨论了当代社会，技术、伦理与身体的复杂关系，认为身体通常被看做是技术的来源或场域，“技术化的身体”也集中反映了技术对身体影响，以身体作为研究技术和伦理的独特视域，可以构建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范式，直面当代技术背景下独特的伦理困境。

4.创新、安全和风险

工程活动中的创新与风险概念联系紧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Neelke Doorn，东北大学的赵亮就创新中的风险问题进行讨论。Neelke Doorn认为要妥善处理风险分配的效率目标与平等目标的问题，提出了一种综合了足量平等论（相对于严格平等论）与功利主义的分配原则，以期减轻、重新分配自然风险。赵亮在一般风险评估和负责任创新中的风险评估共有的原则基础上提出了负责任创新中的风险评估的基本框架，并对未来的负责任创新中的风险评估研究进行了预测和期待。

5.负责任创新

负责任创新是本次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众多学者，从理论建构，案例分析等角度对负责任创新的相关概念、理论，框架建构展开了讨论。

南京林业大学的薛桂波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的于晶等通过不同的工程案例，分析了负责任创新能够学习的经验与应当学习的教训。于晶从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协调机制和政府对负责任创新的引导机制，论述了大连高新技术园区负责任创新模式，揭示出园区内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负责任创新实践过程。薛桂波将“负责任创新”理念方法和行动框架运用到林木转基因技术的伦理责任规制及政策优化问题上，寻求其生态风险的最大化规避。

负责任创新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责任，荷兰特温特大学的Philip Brey教授，东南大学的刘战雄等从有限性、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出发，讨论了负责任创新的责任的实现问题。Philip Brey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研究与发展（R＆D）阶段、生产阶段以及市场销售阶段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指出企业应与其他的参与者共同承担责任。刘战雄认为，人的责任能力是有限的，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基于此，消减负责任创新的空想性，使之更好的切合创新实际，指导创新实践。

负责任创新目前亟待有效合理的理论框架以指导实践，东北大学的王健教授，华南理工大学的闫坤如教授，荷兰特温特大学的Agata Gurzawska教授，东北大学的曹东溟等对负责人创新的伦理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王健认为，谈判与游戏这两种帮助工程伦理的主体在经济效益和环境可持续性、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进行协调选择，实现其道德责任的机制。闫坤如通过对技术风险的认知偏差中的主观概率进行分析，指出技术创新活动只有通过规范技术主体的职业道德和提倡技术主体的社会责任等才能找到消除公众认知偏差的途径。Agata Gurzawska认为负责任创新背景下的道德供应链有助于管理企业活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工人权益、公平工资、知识产权等伦理问题负责。曹东溟基于对“给予性”（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概念的分析，讨论了技术创新价值二重性的悖论，指出其根源于我们对自然的不成熟的模仿。

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的Richard Owen，东北大学的姜小慧探讨了中国语境下的负责任创新研究。Richard Owen基于对中国南方经验的民族志考察，得出中国语境下的负责任创新（RI）框架，回答了关于创新、责任、以及负责任创新的相关问题。姜小慧比较了负责任中的“责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的概念，认为“义”的概念与负责任创新的本质是相同的，其特点是主动性和非互惠，“义”能够打破由亲缘关系判定效益的狭隘传统，更关注公正与公平。

6.技术、创新与设计

将技术哲学与分析哲学、行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相结合，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国林教授，浙江大学的潘恩荣教授，荷兰奈梅亨大学的Hans Trom教授等讨论了技术创新设计问题。吴国林认为要从结构、功能、要素三方面来描述技术人工物，指出量子技术人工物的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之间具有因果过程的推理关系，利用赖欣巴哈三值逻辑得到的关于技术人工物的结构的推理模式。潘恩荣以责任式创新视角重新解读马克思对19世纪欧洲的研究，认为在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工业主义冲击之下，反思如何挽救、保留、甚至发扬光大本土的文化传统，重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家园的信仰，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Hans Trom通过将人工物功能设计看作人的认知行为进而在认知行为哲学领域中探讨人工物功能设计，将功能行为作为连接物理性与意识性的桥梁，在对行为因果关系理论与认识能力的结合基础上形成建构设计活动的基础。

7.技术、创新与经济（市场）

技术与经济的联系密切，技术创新必须经历市场化的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计海庆，英国技术市场政策部的Geoff Crocker等研究了经济、市场中的技术创新。计海庆认为，技术从工具成长为与人类经济社会共生的一种可靠力量，需要超越经济学“技术创新”研究中的工具论的技术观前提，代之以技术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存在论技术观。Geoff Crocker认为技术对于人类发展的决定性意义，技术本质上与人类共生，人与技术的关系应当放在包括自然、科学、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与市场人工物在内的多元网络系统中理解。

8.技术、创新、伦理、政治与政策

技术的伦理、政治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东北大学的毛牧然副教授，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Javier Bustamante Donas教授从具体领域入手，探讨了技术政策、技术伦理等在现实中的运用。毛牧然认为大学协同创新外部和内部阻碍因素分别为薄弱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创新功能的创新管理规定，提出通过创建一个知识产权创新文化环境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大学的合作创新。Javier Bustamante Donas从科学、技术与社会角度以及政治和伦理维度，认为可以通过两种路径以摆脱数字鸿沟、网络信息隐私等云计算的政治、伦理困境，一是将云计算视为一种政治性技术，二是基于政治和道德科学概念的方法论分析。

中国社科院朱葆伟教授，东北大学的马会端副教授，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的Glen Miller教授以及日本金泽医科大学的本田康二郎教授等对技术伦理、科学政策的理论根源进行了分析。朱葆伟认为，“知识经济”的概念表明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和知识也是一种权力和能力，会导致新的不平等形式出现，需要对责任概念进行扩展，而实现社会公正最终要依靠的合理的制度，依靠公正的“游戏规则”。马会端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由高度集中的科技建构下的科技创新战略转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科技创新战略，“美丽中国”是科技创新战略目标多元化的必然走向，要以工程技术为动力带动经济发展，从资金、政策各方面推动科技全面发展。Glen Miller认为，创新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通过预防原则与主动原则的平衡形成一种综合的责任伦理。人们应当有能力去承担技术的未知因素和破坏性因素所导致的风险，而不是一味地去逃避，直到能做出一种自愿的选择。本田康二郎认为，对自由和监管的共同追求是促进科技创新所必需的，介绍了自由与监管的两种科学政策的历史、哲学背景，日本科学政策的发展现状，以及科学政策与创新的关系。

9.技术、创新与认识论（地方与全球化知识）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学者Budi Hartanto，华南理工大学的胡绵、何芬芳等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技术认识论问题。Budi Hartanto认为，科学事实是在人与技术的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科学仪器通常仅被使用它们的科学技术家所理解，要扩大对它们的认识，不仅需要对其的科学认识过程，还需要从文化维度认识人与技术关系。华南理工大学的胡绵研究了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解释关系，构建了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解释的贝叶斯网络模型。何芬芳以马奇的INUS模型为主，梳理了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产生和发展，通过技术来解释科学，主要是功能解释、结构解释，保证现代技术的因果关系的有效运用。

10.技术、创新与空间探索

技术与空间的概念联系密切，沈阳工业大学的李世雁教授，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的Héctor Huyke-Souffront教授，荷兰特温特大学的Michael Nagenborg教授从距离、宇宙、网络空间、城市等空间相关概念出发讨论了技术与空间的关系。李世雁教授运用过程哲学解读了宇宙的演化过程、生命的进化过程、技术的发展过程，揭示了其中的生态本质，认为人类应该以生态的方式生存，运用生态的技术去生产，通过生态经济发展社会。Héctor Huyke-Souffront教授认为不存在没有技术中介的人的空间“接近”(Nearness)，但实在“接近”的缺失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对距离的放弃，也就意味着“接近”的消失。Michael Nagenborg教授认为，城市能够促进创新，成为促进负责任创新施行的主体，并且通过城市规划可以架起创新者与社会主体（和公众）之间的鸿沟的桥梁，从而贡献于负责任创新这一新的社会策略。

11.技术、制度与社会创新

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社会创新，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Maarten Franssen、Pieter Vermaas，西班牙奥维尔多大学的José Antonio Lopezcerezo等学者讨论了目前的技术创新给社会、制度、工程等相关领域带来的变化，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Maarten Franssen认为社会技术系统的运行者不仅具有工作责任，即不造成故意伤害，还有一种原工作责任，即不造成无意伤害，对原工作责任的概念的讨论能够对技术伦理维度的构建有所帮助。José Antonio Lopezcerezo认为科技的进步并不会导致风险的消失，而是导致风险的转移。Pieter Vermaas认为需要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弹性联合，为社会、政策、制度等基础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

12.技术、可持续发展与环境

技术的发展不仅给我们当代人带来了影响，也会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东北大学的秦书生教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Céline Kermisch教授等对如何进行技术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的改善进行了讨论。秦书生认为建立在生态文明观基础上的绿色技术，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渗透到技术发展过程中，要以绿色技术代替传统技术，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Céline Kermisch比较了传统的地质处理与可恢复性措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代”的道德风险也会不同，认为对“后代”概念的分析能够帮助解决目前与核污染相关的伦理问题。

13.技术、文化与全球

技术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因此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教授，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José Luís Garcia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Michael Barker等学者就技术文化、技术知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刘永谋认为当代对于知识的权力研究可以分为四个理论传统，分别为马克思传统、知识社会学传统、尼采—福柯传统，以及反技术统治论传统，而这四个理论传统也逐渐相互融合，对于反思科学、理论的解决问题能力有重要意义。José Luís Garcia认为，美国现代运输、通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双重影响，讨论了爱默生、卢梭以及詹姆斯•凯瑞的通信交流理论。Michael Barker认为测量实际上是能够起到实质性作用的，并以恒温器的例子分析了人的直觉，指出当代信息技术中管理实践中的反面教材。

14.哲学与信息技术

大数据技术正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其探讨也成为了技术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大连理工大学的文成伟教授，韩国韩东大学的Wha-Chul SON，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Cees Zweistra等就大数据技术的认识论、信息伦理、消费伦理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文成伟认为高度消费社会下的大数据技术的分析对于改变社会消费模式，解决社会消费严重的阶层化问题，避免物质主义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和不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Wha-Chul SON梳理了技术哲学和媒介生态学的主要理论和概念，分析了大数据技术的六大特点，包括大数据技术的基础结构和相关应用的复杂性；技术操作“黑箱”；技术自主性；技术社会中的中介问题；技术的民主化以及大数据时代技术个人身份认定问题。Cees Zweistra认为弗洛里迪的信息实体和内在道德价值共同组成了“信息空间”，表明了将信息实体转变为具有道德关注的内在价值的存在的可能性，“信息伦理”则是对其内在道德价值的解释，反映信息接受者的需求，给予信息接收者更多的尊重。

15.哲学与生物医学技术

人与技术关系的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生物医学技术，对其探讨涉及伦理、价值等与人相关的概念。荷兰特温特大学的Ciano Aydin在比较超人主义的新人类概念与尼采超人概念的基础上，批判了“人类强化”的本质主义内容，认为规范、标准和价值观将会受到经验的发展的影响。新兴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如果不对主流超人主义加以反思和限制，人类将会陷入不断挑战和破坏现有的“正常”“健康”和“增强”概念的深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治立教授认为，生物大数据技术具有双重人文价值意蕴，指出要通过对生物大数据技术价值的合理认识，对生物大数据技术发展理念价值取向的合理定位以及生物大数据技术实践价值取向的合理协调实现生物大数据技术发展价值取向的合理协调。

16.技术哲学的新问题与方法

现实中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不断给技术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道路。湖南科技大学的陈玉林分析了技术史学会（SHOT）的技术史研究历程，概述了各阶段在技术史学理论、论题与社会建制方面表现的特征，从智力组织和社会组织及其相互建构的视角考察了西方技术史演变历程的必要性与研究思路。广西大学的练新颜教授讨论了技术哲学的心理化思潮，分析了非理性思潮和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方法在技术哲学领域的应用，认为心理化的技术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技术的新范式，能够提供一种看待技术的新视野。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Peter Kroes教授认为对一种新技术的社会认同本身并不意味着该技术是可认同的，社会认同能力是一种集体（社会层面）的道德认同能力，社会认同和社会认同能力是紧密相连的。社会认同能力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它的应用不仅接受规范引导，也接受世界引导，社会可认同的必须由社会已经认同的来决定，而已经得到社会认同的则必须接受仔细的道德审查。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的卡尔•米切姆教授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技术哲学出现“应用转向”或“伦理转向”，伊德的现象学世界媒介技术和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所做的自然研究是该转向的具体体现。同时，应用伦理学的局限反过来又促使了对“经验转向”、“政治转向”、“设计转向”的伦理反思。基于和延伸兰登•温纳、阿尔伯特•伯格曼、安德鲁•芬伯格等人的工作，作者认为技术哲学的政治化是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

17.技术哲学：东方与西方

对东西方学者的技术思想的比较、回顾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哲学理论的相互交流，碰撞出东西方技术思想的火花。新利luck在线·（中国）有限公司官网的易显飞在论文《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主要特征及评析》中提出，已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呈现出经验论、立场论、多学科与跨学科、社会建构论等研究特征，亦体现了某些缺陷：多关注于对具体技术中的性别问题研究，部分学者对女性经验与立场的过分强调，以及已有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些不足也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方向。瑞典索德脱恩大学的Björn Sjöstrand讨论了德里达的技术思想，认为媒体、通信系统、数字技术等“远程技术设备”技术产生了时间，改变了我们的经验，政治、技术对其施加的影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超越了其自身的民主与政治。

18.技术人工物与方法

对技术人工物的认识及方法论的探讨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科学院的李俊峰以Lamost望远镜工程和哈勃望远镜工程为研究案例，比较了中国与美国的大规模科学设备的工程选择机制，合同管理机制，关系管理机制以及美国和中国两种工程文化的不同。东北大学的薛孚讨论了基于分布式认知的工程创新主体创新过程，分析了主体复杂的认知过程作用于工程创新的发生过程。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Mithun Bantwal提出技术哲学存在两条主要研究路径，一是后海德格尔式的先验论，二是STS（科学技术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后现象学的经验主义。

三、特殊议题

1.“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

当代的中国技术哲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学界的交流，另一方面也要回归自身的历史，吸取经验与教训，从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发展的根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谢咏梅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和历史与境是我们理解当代技术哲学的特质和发展进路的索引，中国技术哲学是分析与实践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邓波教授以当代工程哲学提出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为视域，将《营造法式》视为“三元论”意义上的古代工程知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以及在生活世界多元化知识论的立场上，探讨了中国古代工程知识的构成、形态及性质。

中国当代技术哲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建制化始于20世纪 80年代，此后的几十年至今，技术哲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东北学派”与时俱进，传承中国文脉，立足本土化，面向国际化，走向中国化，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研究。

东北大学的朱春艳教授和陈凡教授梳理了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东北学派”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其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通晓“国外技术哲学”与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相结合、“经验转向”与“经验升华”’相结合、“专一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研究导向。大连理工大学的王前教授认为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提供了针对中国技术发展实际情况的价值分析模型和方法，总结了技术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哲学素养，而且有助于国际技术哲学界了解中国技术哲学的思想特征，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北京化工大学的张明国教授认为陈昌曙先生给中国技术哲学界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其一为不屈不挠的学术追求、顾全大局的学术转向、持之以恒的学术创新、坦诚严谨的学术风格等宝贵的从业精神，其二为基于技术与科学的差异凸显的技术的独立性、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的社会应用和制约等深邃的学术思想，其三为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有价值的应用研究、彰显特色的技术哲学等未尽的学术事业。

面向未来，学者们提出了当代中国技术哲学的新研究范式。东北大学的田鹏颖教授认为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调整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手段的总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技术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坚持立足国情、学科交叉、文明互鉴、创新发展的研究纲领，在世界历史视野中把握中国社会技术的“中国特色”，即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为“四个全面”战略总局提供方法论借鉴。清华大学的黄晓伟基于相互建构论，讨论了“后经验转向时代”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2.除此之外，某些国外学者还探讨了“人类世”时代下的技术哲学。

“人类世”理论（anthropocene）是指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成立一个新地质时代论。来自荷兰内梅亨大学的Pieter Lemmens教授与Jochem Zwier教授认为，“人类世”时代下的技术哲学就是要探讨这一新兴的地质—技术状况下应如何处理人与技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从生态环境的改变来看，Pieter Lemmens认为面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境况”，当代技术哲学要促使技术思想的转变以调整诸如全球数字网络技术这样的新兴技术，发展社会机构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能源危机和气候灾害问题。Jochem Zwier提出要超越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中对人工物的过分关注，结合“人类世”境况，转向对技术的本体论维度的讨论，将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与“人类世”结合作为其生态学背景的可能性。

四、闭幕式

在闭幕式上，东北大学副校长孙雷教授代表东北大学向关心和支持本次会议的国际技术哲学学会的诸位与会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引用诗人杜甫的诗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表达对国内外学者再次光临东北大学的欢迎。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东北大学哲学系主任陈凡教授致闭幕词。他认为，第19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呈现了三个明显的特征：

1. 会议举办具有深远的历史重要性

本次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在国际技术哲学学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搭建了东西方技术哲学领域和创新领域学术交流的平台，第一次让西方学者近距离走进亚洲、走进中国，走进沈阳，走进东北大学，充分了解亚洲、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群体和研究内容，了解中国和亚洲技术哲学家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的视野和范式。它也让中国和亚洲的技术哲学研究者第一次大规模、全面性地了解西方技术哲学研究。我们相信，有了本次会议的先例和经验，今后将会有更多的SPT会议在亚洲、在中国举办。

2. 会议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技术与创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尚没有技术哲学会议以此作为会议议题。然而，“创新”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追溯世界历史上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无论是蒸汽机革命，还是电力革命，亦或是电子革命，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无一不是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它造成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造就了世界科技与经济强国的崛起。日本学者汤朝光浅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同样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创新，唯有创新，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根本动力。当前的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全球问题都不容忽视。通过创新，让世界产生新的进步原动力，这不仅仅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事情，也是我们哲学家应该做的。我们不能像寓言中的蜈蚣那样，遇到事情就陷入被动的境地，而是积极通过哲学的思考，思考创新的时代意义，思考创新的现实作用。

3. 会议内容具有广泛的交流沟通性

本次会议注册人数近260人，收到了200多篇论文，我们最终筛选了167篇论文列入会议讨论日程之中，围绕技术、创新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风险、安全、政策等议题以及哲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与生物技术等18个会议分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讨论。此外，会议还设置了当代中国技术哲学研究，东西方视野下的技术哲学等议题，显示了本次会议的内容独特性和讨论的广度。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又有现实层面的剖析。黑格尔指出，“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哲学是一种“反思”，是沉思的理性，是思想的“思想”。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通过广泛的内容设置与沟通，大家发挥深沉的思想“思想”的意识，讨论技术哲学的过去和将来，讨论其对社会现实问题可能的贡献和指导意义，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技术哲学这门学科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中国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先生曾经指出，一门学科“没有基础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陈凡教授补充完善，“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的举办，为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哲学研究，为国际技术哲学的东西方交汇，创立一个先例，奠定一个良好的开端！

（东北大学 陈凡、朱春艳、陈红兵 联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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